沈从文的作品拓展了我对于世界的认识，让我知道世界并非根据我想象的构图存在，也就是说，在我所能了解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或者N个世界，那些世界封闭、传奇、能量丰沛、光怪陆离，不按照我们习惯的规则运行，而且，闲人免进。在我们视线的盲点上，它们的真实性无须争辩，即使沈从文没有把它写出来，它们仍然存在。
著名的边城，是以一本旧单行本的方式进入我的记忆的，带着它的水气，和植物气息。它使梦游成为我夜晚的主题。沈从文，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对他的年龄、相貌、性别、籍贯、履历、社会关系、政治面貌，我一无所知，却充满好奇。书页发黄，边缘破损，印刷厂的铅字力透纸背，几乎从背面就可辨认。书的形式的简陋，与它描述的世界的丰满茁壮格格不入。题记中把它称为“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边城与我们的关系，根据“生活在别处”的原则，这“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将我深深吸引，不能自拔。
忘记了是哪一年（1988年？），我在饥肠辘辘的深夜遭遇这样的字句：
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无论边城在哪里，它都将唤起我们的幻想与热情，因为沈从文的每一个字，都晶莹饱满、温润明亮，一如南方水田里的稻米，喂饱我们的想象。在中国雨量充沛的南方，有无数植物古老的枝叶在他的文字间晃动，物种不明的兽物蛰伏其间，人与神鬼比邻而居，鸡犬之声相闻。作为一个记录员，沈从文忠实地记录着那块地方的自然史、宗教史、社会史、战争史、风俗史，所有事物都传递着积累了几十个世纪的隐秘信息。沈从文在1934年1月18日给夫人张兆和的信中写道：“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人类的哀乐！”
同样描述了大量的乡土民风，我注意到沈从文的家园与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甚至，它们是对立的。鲁迅笔下的故乡仿佛一块均质的岩石，灰暗、滞闷，无法穿透。比如《祝福》写还乡，一开始就写到“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 而在另一篇直接以“故乡”为题的散文中，他亦在开篇写道：“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一幅“枯藤老树昏鸦”的倒霉景象。我甚至注意到鲁迅对雪的情有独钟，雪的意象时常在鲁迅作品中出没，诸如《祝福》、《在酒楼上》、《雪》等，将他笔下的故乡衬托得更加凛冽和寂寥。这似乎与鲁迅江南人的身份不符。我曾经去过绍兴，与鲁迅的描述大相径庭，这座古镇（包括它的乡村）明媚而俊朗，它的河道、石驳、白墙、黑瓦、花窗、街衢，无不令我们的目光变得柔软和明亮。
关于鲁迅作品中的用色，美术大师张仃曾有专论，他说：“鲁迅先生的作品，猛看上去很像单色版画，但在凛冽的刀尖所刻画的景色和人物上，罩上了一层薄雾，迷蒙中具有色彩。不过这色彩太黯淡了，倘不仔细辨别，很难看出——像仅从一角射进一线阳光的庙堂，光线微弱而稀薄，反射在古旧的壁画上，所显示的隐约在幽暗中的色彩。” 如此说来，沈从文的作品似乎更像恍惚迷离的印象派油画，可以感觉到阳光的颤动，特别是阳光与水接触后的散射。这使现实像梦境一样晃动起来，我看见所有的人和事物在微妙的光线中沉入和潜出。
显而易见，鲁迅对乡土采取了直截了当的否定态度，故乡给他带来的永远是负面消息，所谓“风雨如磐暗故园”，而返乡，则一再对他造成伤害，他对故乡的唯一态度就是“我明天决计要走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怎样的留恋。”“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对于这种态度，沈从文并不同意，照汪曾祺的说法，“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故乡是他生命的来源和最终的归处。
我先后五次去过沈从文的故乡，每次都怀有一种隐秘的冲动，仿佛我对它的眷恋永无休止，我后来在《凤凰》一书中这样写：“那片斑驳老旧的版图，一直在我内心深处熠熠发光”。第一次去凤凰的时候，我的年龄和沈从文流浪到北京时差不多，那可能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远行，充满了刺激与冒险，仅凭沈从文小说的指点，抵达那深不可测的山野。所幸的是，在湘西我没有迷途，湘西没有岔路，因为所有的路都是岔路，所有的岔路都会把我引向一个新的河谷，有意料之外的人和事在等我。我曾经认为沈从文很像马尔克斯，是魔幻主义大师，它的作品更多地依赖他丰沛的想象力，湘西修正了我的观点，它认为：沈从文遵从的是照相写实主义（他甚至大量运用了绘画和电影的手法）。一切都在湘西的掌握之中，包括沈从文。美国最著名的沈从文研究者金介甫（Jeffrey G. Kinkley）写道：“也许沈从文这位艺术家可算过分忠于‘现实’（虽然中国的评论家一般都指责他脱离现实）。只有福克纳才能描绘那幅约克纳帕塔法的地图，因为具体细节都在他的心目之中，他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下去。而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却不然，他得按照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地方来创作。” 他像一个书记员一样老老实实地记录着那里的传奇（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湘西进行描述是一项不可能完全的任务，至少需要沈从文投入一生的精力，可惜的是，沈从文的写作高峰期只持续了十年，即1924至1934年，十年里他写了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即《长河》；四十几部短篇集；两本散文，即《湘西》和《湘行散记》；一部自传。汪曾祺称“在数量上，同时代的作家中很少有能和他相比的。” 1949年之后，直到1988年去世的40年中，他的文学写作彻底终止。）而那些淡而又淡的文字，却使我们无不大惊失色。
横向的河流象征着时间的无始无终，它推动水车转动不停，如天空中巨大的钟表，测算着古老的时间；吊脚楼的支柱和船上的桅杆纵向耸立着，密如树林，传达着关于停泊的信息。我注意到沈从文对户外生活有着天然的兴趣，大自然以生命代言者的身份大张旗鼓地进入他的文本，这样蓬勃充沛的自然在以前的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而这些空旷的户外空间，也正是他将乡下人社会化的场所。土地上的人们在漂泊与停留之间，或者说，在出生与入死的夹缝里，安顿着他们的生活秩序，在这种秩序里，柏子会爬到楼上的灯影中，把自己口“粗粗卤卤的……放到妇人的脸上去，脚上去……他们把自己沉浸在这欢乐空气中，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丈夫把新娶的妻送到河滩上的妓船上去，养家糊口：“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 ……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萧萧“给花狗把心窍子唱开，变作了妇人，……肚中东西使她常常一个人干发急，尽做怪梦。” 秀巧的娘却并不比萧萧幸运，她被宣判沉潭，“美丽黄昏空气中，一切沉静，谁也不肯下手。老族祖貌作雄强，心中实混和了恐怖与庄严。” 谁也无法逃避生命的伤痛，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沦落。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真诚、直率，不说谎，不作伪，不回避命运恶意的嘲弄，不以卑鄙的手段达到目的，《长河》中写到，地方上桔子丰收，他们宁肯让它们烂掉，也不卖给不正当的人，更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施舍。贵生得了财主礼物，便坚决以自己的礼物回报，他们对城市中通行的利益原则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也无法获得进入城市的门票。
作为一个空间表述者，沈从文把一个异质文化（楚文化）的空间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用空间取代了时间。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世界是一个取消了时间性的世界。在日升月落、四季更替、生命的轮回这些自然现象的启示下，这里的时间表现为循环时间，时间的指向不是前方。它是圆形时间——如同周而复始的钟表，而不是线性时间。所以，沈从文的故乡，完全是一个巴赫金意义上的典型的无时间性的空间世界：“这个不大的空间世界，受到局限而能自足，同其余地方、其余世界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然而在这有限的空间世界里，世代相传的局限性的生活却会是无限的绵长。……世代生活地点的统一，冲淡了不同个人生活之间以及个人生活的不同阶段之间一切的时间界线。地点的一致使摇篮和坟墓接近并结合起来（在同一角落、同一块土地上），使童年和老年接近并结合起来（同一处树丛、同一条小河、同一些椴树、同一幢房子），使几代人的生活接近并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所见景物相同。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
时间是主宰万物的君王，但是在湘西，它交出了自己权力。湘西的山川、百兽，已经摆脱了时间的统辖，并突出了空间主题。我相信一道布景、一个道具，可能一千年没有变化过。翠翠/傩送、萧萧/花狗之间的故事，几个世纪以前同样会发生。所以，沈从文的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时间模糊，甚至完全没有时间。作为一个无关轻重的角色，时间退席了，故事则在被抽空的时间中进行。比如著名的《月下小景》，通过标题我们知道，故事发生在夜晚，但我们无从知道它究竟是哪个世纪的夜晚；再如《柏子》，开篇便是空间的出场：“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 但全篇找不到关于时间的提示，诸如：晨曦、夕阳等，构成沈从文小说的时间要素通常只有两个：白天，或者夜晚，仅此而已。相反，沈从文对空间的刻画却是异常细致，每个细节都纤毫毕现，并充满隐喻性，每个人物在空间中的位置，都经过了一丝不苟的规划。第二个特点，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许多没有名字。沈从文有意隐去了他们的名字，因为无论他们是谁，都必须承担这块土地强加给他们的规定性成长。他们的称谓，通常是“丈夫”、“女人”，等等：“这种丈夫，到什么时候，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妻，或逢年过节，照规矩要见见妻的面了，自己便换上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烟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耙之类，赶到市上来，像访远亲一样，从码头第一号船上问起，一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上为止。” 他讲述的是“这种丈夫”，具体是哪一个，不得而知，也并不重要，反正这样的丈夫，在江边到处都是。这是一种假定性叙述，这种故事即使没有发生，也可能发生——只有对恒定的生活状态，才能作如此处理。（翻译成英文，将遇到时态上的困难：用过去式，还是将来时？）《柏子》中的水保差点透露姓名，但还是被沈从文制止了：
“大爷，您贵姓？留一个片子到这里，我好回话。”
“你告诉她有这么一个大个儿到过船上，穿这样子大靴子，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
我一笑，对沈从文的用心心领神会。
沈从文说：“有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集的山砦。他们用另一种言语，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到这个世界一隅”。如果把这一切命名为“现实”，那么，这样的“现实”无疑会令我们感到新鲜、惊奇、迷惑、愤怒——这并非言过其实，汪曾祺回顾：“《边城》激怒了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因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郭沫若的《斥F动文艺》集中表达了这样的愤怒。这篇著名的檄文最初发表在1948年3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中，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名列“F动文艺”排行榜的首位，并被郭沫若称为“桃红小生”。1949年，它又以大标语和壁报的方式在北大校园重现，并继而被改编为恐吓信。这使沈从文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此时的他，已被定性为“F动黄色作家”，也就是说，他不仅“F动”，而且“黄色”。
这缘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偏差，我们已经习惯了将“现实”视为主观现实的客观载体，“现实”中的所有空间都必须接受政治意图的涂抹，传统的、原始的、自发的乡村被取缔了其合法身份。无论多么遥远、荒蛮、边缘的乡土，都必须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管辖。
在西方，历史时间产生于18世纪。据巴赫金介绍，“18世纪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占据绝对优势的是循环时间”，但18世纪是时间感获得巨大觉醒的时代。鲁迅是最早将线性时间，即历史时间带入乡土的作家之一。他为乡土大地标定了明确的历史时间，即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由封建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年代。
他率先对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进行否定，并纳入“改造”的议事日程。在他（们）眼中，乡土及其代表的农业文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纳污纳垢的大本营，诸如人身买卖、一夫多妻、缠足拖辫、生殖器崇拜、灵学、吸食鸦片、劫掠残杀等等，“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乡下人——无论是闰土、祥林嫂、华老栓、七斤，还是阿Q——身上的“奴隶意识”像传家宝一样代代相传，从不舍得丢弃，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麻木又愚蠢，可怜又可憎。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鲁迅是根据进化论的原则，把乡土视为野蛮和落后的收容所，“无教育的农民……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 进化论是生物学上“一种乐观而空泛的学说”，现代生物学已经提出有力的反证，但对于民族危困之际寻求解药的知识分子来说，将它引用到社会学领域，并奉为真理，恰好吻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具有极强的心理按摩作用。而他们对于以乡土为主体的传统生态和传统价值的否定，是从整体上进行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从国家秩序到宗族秩序再到家庭秩序，都始终是一体的，因而，他们不再承担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合理成分”的义务。汪晖认为：“当鲁迅把民族的自我否定作为价值的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他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就必然形成否定性的思维方式。他不再费力地去寻找民族内部蕴含着的肯定性素质，不再在民族的远古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找契合点，更不会以今人的所谓 ‘创造性转化’去重新阐释民族传统，‘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平和之论不复出现——民族的过去与现在，旧的和新的，都由于与‘新思潮’（价值理想）相背离而遭到否定。”
鲁迅以麻木、愚昧、顽固、残忍为乡土作出的定义，参照的背景是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科学、启蒙、进步等知识分子话语。也就是说，原始的乡村已被他强行纳入自己的知识话语体系中，他的脸上洋溢着启蒙者的自信。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进行的第一次重新阐释，它修改了乡村的含义，使它丧失了独立的身份，成为知识话语的一部分。自此，乡村自身的系统消失了，自先秦至晚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田园瓦解了，它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版图的一个局部。知识分子把各自孤立的乡村拉入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中，并把摆脱落后、追求进步，视为乡村的唯一使命。于是，乡村不得不与城市、甚至与西方文明直接对视，并根据世界的口令调整自己的步伐。在资本主义强制推行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主义者显示出无法掩饰的惊慌：“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 ’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
鲁迅去世后，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普适化，乡土大地开始浩浩荡荡地进入革命的时间序列。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间。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1976年。（“新时期”以后，乡土大地才陆续经过贾平凹、莫言、李锐、张炜、毕飞宇等作家的经营而恢复原有的色泽。）乡土经历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升级过程。我小的时候已经知道，像《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这类文艺作品，早已宣布了革命主题对自然空间的绝对占有。从《白毛女》、《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中国作家赋予乡土全新的附加值。乡土成为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拼搏的战场，一直被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历史叙事所笼罩，自然界的万物，包括青山翠竹、虎啸龙吟、林海雪原、蓝天红日，都承担着意识形态赋予的重任。原生态的乡土经历了一个遮蔽过程。尽管梁斌、柳青、浩然这些作家对他们作品的历史价值怀有很高期望值（柳青曾一再强调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但是，我们现在重读他们的作品，发现那些图解政治的部分干瘪无力，恰恰是描绘乡土精神的部分，则格外驾轻就熟，生动传神，作品中对自然的直感性描写俯拾皆是。在描述阶级斗争的间歇，《红旗谱》对乡村生活有大量铺陈，比如农民们在冀中平原的雪夜和春天的原野上看瓜、打梨狗、赶年集、逛庙会、过除夕等民俗，运涛和春兰并肩坐在瓜园的窝棚上谈恋爱，运涛、大贵、春兰在棉花地里扑鸟等等，循环时间叠现在历史时间之上，流露出人类生活中某种稳定的部分，即“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 与沈从文一样，梁斌是一个具有明确的空间意识的作家，即使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下，他的空间意识也没有丝毫犹疑。他认为：“想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做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出民族气魄。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我要把故乡的人物、性格、风貌、民族及地方风光，活跃于纸上。” 天才评论家李健吾先生对小说《创业史》也抱有同感：“觉得作家不是在写文章，写的不是故事，只是真的生活的细心的雕磨和挖掘，有时候显得在做文章，忽然来了，如写烟锅上忽明忽暗像天上的繁星；有时候一口气下来很凶，像巴尔扎克的小说，厉害极了。”
沈从文在写作时，脑子里并没有一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启蒙、革命等等），用它们来解释他眼中的乡村生活。“这些‘类动物’的水手的生存境况，尤其是他们身上所谓的生命力，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快乐震撼了作者，使作者反观到自身‘进步’生活观念的空洞。” 他是一个回避参照系的人，永远听从于内心的指令。他拒绝把他的田园演绎成阶级斗争的战场，否则，他笔下的顺顺便会成为“水上把头”、“龙头大哥”、“团总” 甚至“恶霸地主”。实际上，《边城》中的顺顺，不过是码头管事，有一点“资产”（顺顺的“资产”只是“八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又时常为人们排难解纷。《丈夫》中的水保，“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又亲近了船家，在这些情形上面他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式。他受人尊敬不下于官，他做了许多妓女的干爹。” 很难把他们划入阶级敌人阵营。他们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和生动的。对于理论家们的批评，沈从文的答复是：“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 显然，某些先验性结论无法囊括广袤的乡土，田野以它自身的完整秩序抵挡着意识形态的入侵。张锐锋说得深刻：“（尽管）红色席卷了乡村的外表……（但是）农民们并不会被这样的生活所迷惑，他们深知自己的使命和生活的本来面目，不会因此忘掉村庄的土地、庄稼和度过漫长日子所必需的粮食。” 自然之中蕴藏着比任何先验性的思想更加强大的法则，它是一个古老的迷宫，容纳了人世间所有深刻的命题。
· 一
那辆奔驰越野车的后备箱宽得像卧辅。把北岛塞进去，我们就上路了。目的地是加州北部的小城戴维斯，北岛的家。北岛一如既往的瘦，我说他这样像偷渡客，开车的范迁留着胡子，面目奸诈，是正宗的蛇头。我们坐在前面，大声说话，放肆地笑。北岛倚在他的卧辅上睡觉，像诗歌一样安静。
加州北部是大片的丘陵，叫American Cayan，有着平缓的坡度，用浅黄的草地装饰着，提醒我是身在异乡。全球化正在抹平空间的差异，仿佛一切都可以通用和置换，包括人和物，只有大地的面貌除外。后者拒绝参加这一拙劣的游戏，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原有的角色。当我们无法根据口音、人种、商品、建筑甚至风俗来分辨自己所处的空间位置时，我们便需要向大地询问，并通常能够得到准确的答复。所以，大地总是让我感到放松和踏实，不会让我轻易迷失。全世界的高速公路都是一样的，像数学公式，简单、通用和枯燥。在美国开车，我常有错觉，即这条公路能够带我回到北京的家。为避免错觉，同时避免随之而来的乡思病，我把目光移开公路，去看大地上的植物。丘陵如音乐般起伏，调节着视线的节奏。它像水一样变幻不定，因此显现出与高速公路的本质区别。现在是十月，北加州的旱季，所以草坡一律是黄色。再过两个月，春天就要到来，所以，这里的圣诞节，遍地鲜花。作为大地的一部分，植物不仅行使着日历的功能，同时具有某种不可取代的向导作用。对于熟悉植物的人来说，它是最准确的路标，它所指示的方向无法篡改。
从柏克莱到戴维斯需要大约一个小时车程。加州大学有一所分校在戴维斯，北岛曾在这里执教。北岛认为，戴维斯毫无特点，“看看这儿的明信片就够了：难看的水塔、大群的牛羊，农贸市场，要不就是城市的标志――老式自行车，前轮大后轮小，达·芬奇设计的那种，它用铁管焊成，戳在城市的主干道第五街上”，但我不这样看。作为一个习惯了中国都市的混乱喧嚣的人，我有我的发言权。至少，那大片的丛林，和躲在树丛中的精巧房屋，已经表明这是一座诗意的小城。于是，我以一种少见多怪的方式表达对这座小城的赞美。
翻开北岛送给我的散文集，可以读到他的描述：“帕幽塔（Putah Creek）河代表历史，从城南流过；两条铁路交叉处构成等边三角，如文明的困境。市中心经纬分明，以字母ABCDE和数字12345交叉，像学龄前教育――识字和数数。随岁月向外延伸，思路趋于复杂。美国总统、印第安部落和树木加入街名。还有戴维斯最早的居民，他们纵横躺下，变成街道。”（北岛：《乌鸦》，见《失败之书》，第一一六页，汕头大学出版社，二OO四年版）
在网格式的街道中，有一座两层house，是北岛的家。后院有游泳池，木墙外面，是一片巨大的草地。北岛打扫他院子里的木桌和木椅的时候，我对他说，在木墙上开个门，那片草地就成你家的了。北岛就笑，说从院子绕过去很近，他和女儿田田常去草地上散步。北岛给客人准备茶水，我就站在那架老旧的木秋千的边上，看那片草地。草地棉软，象征着安全，所以，它适合于写作、遐想和恋爱。那片碧绿的草地使我的目光显得有些贪婪，同样贪婪的还有阳光，在草地上肆无忌惮地大面积停泊。草地另一头的房屋小得像积木，草地上没有人，近处有小男孩在踢球，被木墙隔开，看不见，只能偶尔听到皮球撞击木墙的声音。有一次皮球飞进院子，北岛跑过去，对着木墙说：“Are you here?”然后把皮球扔出去。
二
门口那条街，名叫查尔斯。据北岛介绍，查尔斯曾是一名上校，他翻越了险峻的聂华达山脊（Sierra Nevda），在艰苦跋涉五个月之后，于一八四一年秋天到达这里。一个人，逐渐变成一座城市。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以后，北岛来到戴维斯，就住在查尔斯的旁边。
柏克莱大学东语系的朱宝雍教授告诉我，北岛曾在戴维斯分校获得教职，后来，学校给他减了薪水，北岛一怒之下辞了职，再一怒就干脆买了一套房子，在学校旁边住下来。所有迹象显示，这是一套非常好的住所。北岛说他买的时候一眼看中，都没有看第二家。房前有草坪，房后有院落，在院落和那一大片草地之间，是密集的橘树。一层有两个大的客厅，有壁炉那面墙整个砌着红砖，铺天盖地而下，有一种粗朴的气势。客厅太舒适了，陷在壁炉边的沙发里，很容易入睡。
北岛开始拌饺子馅，事先煨好的乌鸡汤，一勺一勺地加到里面。厨房是开放式，在两个客厅的中间。有人干活，有人围拢着看，指手划脚。工作最卖力、讲话也同样卖力的是画家范迁。北岛会不失时机地插上几句，每次都是妙语。北岛声称他小学时靠说相声出名，后来才改行朗诵。这一点从他义正辞严的诗中丝毫看不出来，现在我信了。（北岛的幽默在他的散文中有充分表现。）北岛讲到他的一位美国朋友，是诗人。一次诗歌朗诵会上，规定每人朗诵十分钟，这位老兄朗诵了一个半小时，还没完没了。有两位诗人准备上去动武，他发现了，不紧不慢地从怀里掏出一支手枪，一只手举着枪，一只手握着诗集，继续朗诵。北岛学得惟妙惟肖。我们都笑。我说，枪杆子里面出话语霸权。
北岛后来给我们看了一个朗诵会的录像，他和画家周氏兄弟以及一位音乐家一起搞的，诗、画、音乐一体。他的确擅长朗诵，声音圆润温和，与中国那批靠朗诵吃饭的人本质不同。北岛将后者称为“革命读法”,认为它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 （北岛：《朗诵记》，见《失败之书》，第一六八页，汕头大学出版社，二OO四年版）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编辑部在北京玉渊潭举行过一次朗诵会，北岛和芒克还事先去侦察过地形。郭路生和北岛那时的朗诵还是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听众约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是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同上）这些都写在北岛的《朗诵记》里。
轰轰烈烈的时代过去了。人在一生中就已经经历了几道轮回。一切恍如隔世。我坐在窗下读北岛的书，有时抬头看一眼北加州的天空，心里想，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我少年记忆中的那个北岛。我总觉得北岛在更远的地方。我不知道这个远是空间的远，还是时间的远。
北加州的天空永远湛蓝而嘹亮，像铜质的小号吹出的琶音。这样的天空，在中国的都市里几乎绝迹了。中国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中国人似乎永远处于火红的年代，并且习惯于生活在历史中――天将降大任，每个人都正在亲历历史，所以，他们的面孔上越来越多地带有自负的表情。此刻，清澈的天空象征着某种平静的生活，它让我想起北岛的一句话：“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 三
天空、树丛、草地、房屋，像天国，美丽，洁净，孤独。
我曾经疑惑，天国里的人们是否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一切生活都是在梦想的设计下进行的，天天吃饺子，顿顿喝香油，在那里，梦想是一种多余的事物，已经过期失效。天国取消了理想的价值，所以，我认为，理想国是理想主义者的坟墓。
理想主义者注定生活于悖论之中。在不理想的国度里，他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理想国，他们的命运非常适合于被一种名为悲剧的美感所修饰。他们在前往理想国的途中所经历的一切肉体和精神的磨难，均被仪式化和图腾化，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受到顶礼膜拜。他们是享乐的敌人，而他们的目标，正是建立一个享乐的世界，消除所有的贫穷与苦难。那同时是一个让所有的受难英雄们无所适从的世界，世俗生活将成为他们最难对付的敌人。
我们在餐桌上陷入了激烈的讨论。北岛曾说，对于《回答》这类诗，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这些话是北岛二OO二年十一月在波士顿接受上海《书城》杂志采访时说的，收入他的《失败之书》。晚餐前，我刚刚读过。
文学终于从政治的手掌里逃脱出来，惊险刺激。文学的经历九死一生，好在它还健在，并且有希望正常地活下去。有意思的是，文学家们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某种不适。我想起欧阳江河的《纸手铐》，讲一个被强迫戴上纸手铐的人，因怕纸手铐破裂而遭受惩罚，而长期将两只手腕紧紧靠在一起，连睡觉也不例外。出狱之后，纸手铐已经解除，但恐惧已使他的两只手腕无法分开。
如果说，服务于权力的文学是一种伪劣文学，那么，对抗权力的文学同样是文学的赝品。北岛在回答查建英提问时说：“难道我们看到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还不够吗？反叛的智慧与意志往往最终被消解和取代。”（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第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对此，诗人欧阳江河有着精确的评语：“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因为它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意成分，它是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的直接产物，它的读者不是个人而是群众。然而，为群众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第五十三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OO一年版）北岛的诗歌转向是十分显著的。鉴于文学曾被长期寄存于政治的冰箱里，在保鲜的名义下，被加工为一种僵死板结的物质，语词已不具有任何弹性，北岛的转型首先是从恢复文学的活力开始的。“寻找活力比寻找新的价值神话的庇护更有益处。”（同上，第五十四页）据此，北岛开始对自己的写作背景作出重大调整。他认为：
必须修改背景
你才能重返故乡
（北岛：《背景》，《北岛诗歌集》，第一六O页，南海出版公司，二OO三年版）
北岛对政治怀有高度的警惕――不是对政治立场，而是对政治本身，它包括所有的立场。所以，他会在距离政治百米之遥的地方及时转身。当然，在我看来，对待政治的最好方法，是用从容取代这种极度敏感，因为公共话题是每个人无法摆脱的命运。欧阳江河说：“强调政治写作神话的终结是一回事，注意到政治并非处于生活和写作之外、也非缺席于生活和写作之中是另一回事。现实感对诗歌写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强调写作的阶段性活力就是为了获得现实感。但是，不能说现实感只是在政治阅读期待中才能建立起来……”（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第八十四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OO一年版） “用现实政治的立场去剥夺北岛作为一个诗人的立场是不公正的。”（同上，第一九一页）对于时代发言人的角色，北岛深感厌倦，他开始向幽秘复杂的个人经验大踏步地挺进，与那些大主题相比，它有着更复杂的可能性。时代变得不再重要了（或者说，时代已不再存在）。北岛抛弃了革命读法，以更投入的方式，开始自言自语。
由黑暗投奔光明的旅程是简单的，因为它有明确的方向。但太阳城并不存在，所以，“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北岛：《一切》，《北岛诗歌集》，第十页，南海出版公司，二OO三年版）理想主义者的终点，也就是他们的坟墓。北岛已经摆脱了理想国的蛊惑，他认识到那里并非自己的目的地。西方或者中国，只是一个驻足之地而已，它们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彼岸或者天国这类词汇，在北岛的辞典里被删除了。在他心里，世界不再根据理想分类，它更加复杂和多变。一个人的乐园可能是另一个人的牢狱。这证实了漂泊的必要性，而漂泊，必须借助个人的身体才能完成。他的旅程不再是一条直线，而变得异常诡异、曲折和惶惑。
这样的旅程不会再有同路人。尽管拥有自由和平静，北岛依旧是孤独的，而且更加孤独。
四
北岛的房子很大，很多的时候是空着的。他在密歇根教书，妻子甘琦在纽约工作，女儿田田在北京读大学。
有时空间越大，越给人一种寂寥感，至少它从体积上验证了人的渺小。北岛的空间越来越大――我说的不是他的房子。（我去过一次科罗拉多大峡谷，被它的大吓住了，从此不敢再去。）自去国那一天起，整个世界开始逐渐成为他新的“背景”，混沌的外部世界一点点清晰起来，并且依照诗的逻辑拼接在一起。他的身影出现在无数个可能空间。但在我（们）眼中，他的身影反而消失了，连回音都变得空洞。
饭桌上谈到漂泊。范迁说，他认为自己是漂的，但没有比北岛更加漂泊的人了。北岛有一篇文章叫《搬家记》，开头这样写：“八九至九五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得承认，这行为近乎疯狂，我差点儿没搬出国家以外。深究起来，除了外在原因，必有一种更隐秘的冲动。我喜欢秘鲁诗人瑟塞尔，瓦耶霍（Cesar Vallejo）的诗句：‘我一无所有地漂流……”（北岛：《搬家记》，见《失败之书》，第一五三页，汕头大学出版社，二OO四年版）此文最神妙的地方是：由于他搬家速度快，一个名叫玛瑞亚的朋友写信追着他满处跑。文章是这样结尾的：“这些年恐怕不是我在搬家，而是世界的舞台转动。我想起玛瑞亚。她在这舞台上孤独地奔跑，举着那些地址不明的信，直到信被冷风刮走，消失在空中……”（同上）
北岛习惯了孤独吗？他的孤独已不再是理想主义者的孤独――与圣徒不同，他不是世俗生活的敌人，他将比那些以理想主义自诩的人活得长久。他的孤独拒绝意义，他的孤独不同意任何来自集体的阐释。他的孤独仅仅是凡人琐事，是日常生活，是属于他个人的――如同幸福一样，孤独也是个人选择。他不是在代表某些人孤独。因而，这种孤独并不伟大，但值得我们尊敬。
意义之外的北岛，在自己的家中，正享受着作主人的乐趣。此刻，他正从语词走出来，变成一个人，谦和、优雅、深邃。北岛回来了，这是每个人的节日，包括他自己。大家都很兴奋。每个人都在高谈阔论。喝酒。开始是红酒，后来改成五粮液。我想，有二锅头更好。北岛话不多，观察着每一个人，但他谈话时成竹在胸。可惜这个世界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背景说话，这使误读成为常识，争吵不可避免。有一瞬间我对北岛面红耳赤，用革命读法发言，北岛像绅士般平静。这使我深感惭愧。
我出来抽烟。北岛也跟出来。其实我们平时都很少抽烟。我们坐在后院的木椅上，没有说话。我本可向他表示一下歉意，但终于没有。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所以干脆不说。两只烟头在夜色里交替明灭，像某种神秘的暗号。 “夜正趋于完美。” （北岛：《二月》，《北岛诗歌集》，第一六三页，南海出版公司，二OO三年版）我想那一刻是好的。虽然是深秋，但北加州的夜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寒冷。我只穿了一件薄衫。我看着游泳池，觉得它很像一个幽深的洞口，掩藏着一条更深远的道路。我有了一种恍惚感，觉得别墅里的这场晚餐像是一场虚构，尽管每个人的样貌，都无比真实。失去了北岛的客厅不再是客厅，大家鱼贯而出，笑闹声一下子冲破玻璃窗子涌来，将我们罩住。北岛提议大家吃蛋糕。没有人过生日，也不知为什么吃蛋糕。蛋糕的确好吃，成为那晚记忆的一部分。北岛两天前刚从密歇根回来，两天后要奔向纽约。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拖延着告别的时间。北岛甚至一再留宿，我们拒绝了。
全球化放宽了人们的处境。它使相遇变得容易，同时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可以在远方相遇，旋即奔向各自更远的远方。
二OO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于美国加州柏克莱
